1992年，她从小学音乐教师岗位上退下来后，充分发挥自身文艺特长，积极参加社区活动。2008年，她主动承担茶湾社区“每周一歌”合唱团的教歌任务，10年间从未间断；她还担任社区未成年人实践活动校外辅导员……为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奉献余热。

引子

我的爷爷名叫翁百文，又名翁继顺。爷爷原是开店经商的，后改行从教，当上教书先生，膝下有2男3女。奶奶张桂香，1931年亡故。奶奶亡故后，爷爷既当爹又当娘，不但把子女们拉扯大，还勒紧腰带，送子女们进学校。在他的培养下，5个子女都很争气，个个优秀，其中我3个姑姑和小叔同时参加抗日，多次出色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小叔名叫翁世俊，牺牲那年仅14周岁。

我爸爸叫翁世杰，又名滋兴，妈妈叫戴宰文。抗战期间，他们在沈家门惠群小学（后改名“八闽小学”）教书。他俩很支持姑姑叔叔的革命行动，每当他们有情况时，我爸妈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

在姑姑的影响下，我年纪小小也帮姑姑站岗、送情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惠群小学燃起抗日救亡星火

闽侨私立“惠群小学”始建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由福建人陈友三等创办，校址设在沈家门滨港路八闽会馆。当年招闽籍子弟20余名，设1班，均为男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开始招女生，不限地区，班级增至2个班（复式），学生40余名，教师均从福建聘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因各种原因，学校迁至宫墩存仁局，有3个班，学生200余名。教师除闽籍外，还选聘了杭州、定海籍教师。经费由闽籍渔商郭姓帮负担。是年，在八闽会馆内又创办了一所惠英小学，有2个班，学生近100名，经费由闽籍渔商陈胜、刘胜等负担。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惠群、惠英两校合并，定名为“私立惠群小学”，原惠英小学为初级部，惠群小学为高级部，共4个班，学生100余名，教职工10余名，校址在八闽会馆。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

共产党员柯若萍等先后来惠群小学任教，他带领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校内，组织了一支抗日宣传队，搞图片展，介绍全国各抗日战场的情况；承办抗日情报社，毎周三、日出版八开油印《抗日情报》一期，报道抗日消息；自编话剧、活报剧，外出巡回演出，还到芦花、大展、朱家尖等地义演并劝募寒衣；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进步活动开展得相当活跃。

“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及战后，一批为躲避战乱而返乡的舟山青年，为岛城民众带来了民族危亡、国土沦丧的惨痛消息，他们和定海一批进步青年一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之中，并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支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的抗日救亡队伍。有志青年倡议大家把各自家里的进步书刊集中起来，放在一起，供大家阅读。倡议很快得到响应，藏书从几百册一下子增加到4000多册，读者也从几十人增加到近2000人，后来这些阅读者大都加入了革命队伍。

那么，图书馆叫什么名字呢？如果用太红色的名字，容易引起日军的注意，后来决定叫“小小图书馆”，貌似不起眼，却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义。

定海“小小图书馆”成立后不久，惠群小学也开设了“小小图书馆”分馆。分馆除出借书刊外，还组织人员每晚分头上街，到荷叶湾、宫墩等地设点，教唱抗日歌曲、宣讲时事等，并举办成人识字夜校、发动居民制作慰劳抗日战士棉衣等。以图书馆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在县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定海县工委成立后，“小小图书馆”正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它不仅提供图书借阅服务，还印发报刊、开办时事讲座，并围绕抗日救国开展革命工作。

姑叔四人投身抗日

听姑姑讲，1940年，有几位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吃住在我家。爷爷的爱国情怀感染了姑姑们和叔叔，姑姑们、叔叔秉承爷爷的爱国情怀，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道路。

我大姑名叫翁芝英（又名瑞英），1919年出生，从定海城关女子学校毕业后，在茅洋庙小学任教。1940年定海县政工队进入展茅开展抗日工作。在洞岙区署指导员楼童生、队员徐长海等中共党员的教育培养下，同年八九月间，大姑加入抗日政工队。

1941年2月，大姑携二姑、三姑参加勾山大山湾抗日妇女骨干训练班，接受革命理想教育，后投身抗日救国活动。由于表现出色，于1942年8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43年起，大姑先后被派到茅洋、沈家门、惠民桥、岙山等地的小学任教。她一面教书，一面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为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

我二姑叫翁敏（又名瑞芳），出生于1922年。她在大姑的引领下，于1941年加入中共洞岙东区领导的抗日救国政治工作队，同年2月，随大姑参加抗日救国妇女骨干训练班。尔后，分别在展茅、芦花、勾山等地参加政工夜校，宣传抗日救国，为东区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传递文件、输送情报，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三姑叫翁世宁（又名荷芳），比二姑小两岁。在两位姐姐的影响下，三姑也参加了抗日救国政治工作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为地下党组织送情报。由于表现出色，她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三姑回忆，她念书时，校长、班主任常痛斥侵华日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她也目睹了侵华日军火烧民宅、毒打百姓的罪恶行径。她生前对我说，《东海游击队》这本书她倒背如流，因为她经历过。

我小叔名叫翁世俊，又名滋钏，牺牲时年仅14周岁。叔叔牺牲的消息传到沈家门，我们全家十分悲痛。

现在，我非常怀念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的三位姑姑和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小叔，他们永远铭记在我心里。

一家4口一起投身抗日，在普陀乃至全市都是屈指可数的，这是我家的光荣，也是翁氏家族的光荣。

我替姑姑站岗、送情报

除在政工夜校上课、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外，为抗日队伍提供情报、掩护游击队员也是3位姑姑的重要任务。那时，姑姑们常带着我，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把情报送出去。

记得1940年快过年的一个下午，那年我4岁，2位姑姑拉着我的手说，现在阿拉去走亲戚，并把一张纸条藏在我的衣服里，提醒我千万不要落到坏人手里。我点点头示意听懂了。

从沈家门码头出发，我们乘木帆船去定海王家墩（现在的长峙岛），半路碰上伪军检查。“过来，检查！”伪军吹胡子瞪眼地问“去哪，干什么去”，还对我拉拉扯扯。

“别吓坏孩子。” 姑姑一把拉过我说，小孩有什么好检查的。就这样被姑姑巧妙地应付过去，我们安全脱险。

傍晚到达目的地，姑姑把信件交给接头人，顺利完成任务。那天，碰巧小岛群众在做年糕，他们把年糕粉团捏成各种动物送给我，还热情地招待我们。

一个四五岁女孩子为革命干秘密事，往往不被人注意，也没人怀疑后面有人。为此，每当需要我的时候，姑姑们总会带着我去执行任务，我也喜欢和姑姑们一起做任务。通过一次次锻炼，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把身上的信件管得牢牢的。

有次夜晚，姑姑叫我一起去发抗日传单。在墨黑的小弄堂里，我悄悄地把传单丢在弄堂转角落或店门外。途中，“旺，旺，旺！”一只小狗对着我狂吠，吓得我双脚直哆嗦，哭喊着往回跑。多亏姑姑在暗处跟随，抱起我，安慰道：“没事，没事，小狗不咬乖孩子。”

姑姑们参加革命活动非常危险，常遇到侵华日军追捕，所以她们做事十分小心、周到。但关系到革命同志的安危，她们总是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救护。一天夜里，与姑姑一起参加革命的一名同志遭追捕。姑姑们把他带到我爸爸教书的地方藏起来。我爸妈每次都会想方设法帮他们一次次脱离危险。

每次有“客人”来我家吃饭或逗留，姑姑们都会叫我去门口“玩”，叫我见生人来，大喊“妈，客人来啦！”现在想想其实是叫我替她们站岗放哨。

“翁先生在家吗？”一天傍晚，一陌生人老远与我打招呼。我一看是生面孔，就大声喊：“妈，来客人啦，妈……”我妈出来一看，是自家远房亲戚。虽是一场虚惊，但姑姑们表扬我警惕性高，是个乖孩子。那时候我虽然年纪小，但能听懂姑姑们的话，所以我不贪玩，目不转睛地盯住大门口的动静，不让可疑的人进来。

“翁先生在家吗？”一天傍晚，一陌生人老远与我打招呼。我一看是生面孔，就大声喊：“妈，来客人啦，妈……”我妈出来一看，是自家远房亲戚。虽是一场虚惊，但姑姑们表扬我警惕性高，是个乖孩子。

在烽火年月里，我3位姑姑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东区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交给的任务。当然，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姑姑们常表扬我：“小囡是阿拉好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