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阿来，1920年出生于沈家门墩头，高祖从宁波东钱湖陶公山迁居来此。
陶公山是越国大夫范蠡泛湖隐居于此并改名为陶朱公而得名。陶朱，即逃诛，为逃避越王勾践诛杀也。范蠡在此开始以养鱼为生，写就了中国第一部养鱼经，以渔富民。后经营商贸，富甲一方。宁波人视范蠡为宁波儒商文化最早的代表人物。范蠡后代则改姓为“忻”，意思就是心中有斤两、很会做生意。由此看来，名老大忻阿来最有可能是范蠡的后裔，只不过，范蠡在东钱湖养鱼，成为养鱼贩鱼专家；忻阿来在东海捕鱼，成为专家型的捕鱼名老大。
高产老大的炼狱历程
我15岁下海捕鱼，先是在一个叫陈金生的渔东船上扳二桨。扳二桨是木帆大对作业偎船中级别最低的渔工，相当于任人差遣的伙桨顽，年收入包括包薪：375～450千克谷米，开脚：0.5～0.6股数，拔份：1.7～1.8%。分别是偎船老大的1/4、1/3和1/4。旧时渔歌“船上人马歌”，把船上人员职司用数字串起来吟唱：“一字写来抛头锚，头锚抛落船牢靠，锚挈起来心里安，乾隆皇帝游江南；二字写来扳二桨，厨顿一到做鱼羹，鱼羹会做一篮多，西周文王来卜课……”烧饭煮鱼是我必做作业，其余时间还得和船上人一起干活。
上了渔船，到了渔场，我总是虚心请教别的渔工，航海驾驶技术、捕捞作业技术、渔场位置、渔汛规律、观天测海……我都耳濡目染，一招一式，潜移默化地牢记在心。
对于渔家子弟，捕鱼那是命数，是唯一的生存手段。我从祖辈艰辛的人生历程中，体验到命运对穷苦渔民的不公与苛刻。我的祖父船上技艺是响当当的，可是自己没有资金造船置网，只能一辈子为渔东老板雇为船老大捕鱼。长年风里跌浪里滚，苦到头来只有4元钱的月工钱，养家糊口，举步维艰。产量高的，东家还能给点好脸色看；碰上网具有损毁的，或是碰上打暴刮风不能生产的，东家的脸色就比天上的乌云还阴沉，所以，我在自己受雇落船的那一天起，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当个高产老大。
这个理想，我心里藏了整整十年。这个理想，都被我父亲看在眼里，所谓“知子莫若父”。
1945年的春天，父亲出面从渔行里组来了一艘小渔船，让25岁的我当老大。从此，我开始了独立捕鱼的生涯。
小渔船没有起网机，23寻结头、14寻袋的渔网，全靠船上一家子肩背手拔起网，作业过程相当辛苦。但是再辛苦也得拼命的干，一是家里等着开锅，二是渔行等着收租船金，租船金俗称“行头钱”，我父子几人一口风一口浪地漂在海上讨生活，挣来的钱除了付过“行头钱”，所剩无几。当时舟山是日占时期，后又加上米价、物价暴涨，我家老少的生活愈发艰难。
渔家硬汉哪一个不是从风浪摔打下磨炼出来的？面对艰辛困苦，我在努力多捕一网鱼的信念支撑下，一个船老大的综合技术和素质也与日俱增，日渐精湛。
试验机帆船任重道远
1950年5月舟山解放。次年夏汛，我团结穷苦渔民，领头组织起渔业生产互助组，并被选为生产组长。当时互助组的渔船大多破旧不堪，经不起风浪，出海生产既无安全保障，生产效率也不高。因此，我在早出晚归勤下网努力增产增收的同时，引导渔民兄弟增加公共积累，改善生产作业条件。1953年秋汛，我用生产积累资金，到桐庐一家造船厂新打了一艘32吨二帆式“七篷船”。1954年上半年，敦头渔村又成立了渔业生产合作（初级）社，我又被渔民兄弟推选为渔业生产合作社生产指导员、带头船老大。
带头船老大不同于一般的船老大，除了带领、指导全村9对渔船开展捕捞生产外，还要出面处理本村船只在海上发生的各种事故，帮助其他船只解决一些困难。带头船从人员到设备的配置都比其它船要好。那时，带头船还配备了枪支弹药和一名专职武装干部，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还配了一名赤脚医生，一名电台报务员。而带头船老大都由船队中捕捞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威望最高、处事最公正的村级领导成员老大担任。
想不到的是，从1954年开始，历史就把我的命运，与中国海洋渔业机械化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机遇源于广大渔民群众改变落后渔业作业条件的迫切愿望，源于时任中共舟山地委书记李频如和舟山专署副专员王裕民对渔民兄弟的关心。李、王两位领导早在1953年冬季带鱼汛时，就来到嵊山渔场，两位领导看到汇集嵊山的绝大多数渔船是小型木帆船，抗风能力差，劳作强度大，对渔民的疾苦、渔船作业中的困难和不安全因素，给予了深切的关注。渔船引入机械化实是迫在眉睫！1954年3月12日，浙江省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下拨舟山基建经费15.8亿元（旧币）、试验经费7亿元（旧币），用于机帆船试验。4月19日，成立了中共舟山地区渔场党委，加强对机帆船试验的领导。
我是怎样被挑去试验机帆船的呢？
沈家门水产技术指导站成立了机帆渔船试验组，由周士源副站长邀请我参加机帆船试验。我担任机帆试验船老大，地委李频如书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忻呀，试验机帆船任重道远，担子很重，全国沿海渔民捕鱼没有机帆船，要吃苦担风险，你要积极配合科研机关试验好机帆船，为海洋渔业机械化开路，为全国渔民造福。”领导的殷切期望，我不敢忘。
1954年春汛，鲁家峙、蚂蚁岛和螺门三个渔业生产合作社挑选木帆大捕渔船、木帆大对渔船和木帆打洋渔船各一对，率先在渔船上分别安装29.4—44.1千瓦功率柴油机，采用机器与风帆兼作动力，进行木帆渔船改装成机帆渔船捕捞试验。同年由浙江省水产局、舟山地区水产局牵头，国家出资选择上述三种船型，由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当时称“沈家门水产技术指导站”）担任技术指导，新建造3对机帆渔船。其中我那艘从桐庐造船厂打造的二帆式“七篷船”，未作大的改动，就直接装上了从江苏无锡柴油机厂买来的40马力的柴油机，被命名为“机渔”505、506号，还有两对是舟山造船厂建造的501、502号和503、504号，三对船分别由沈家门墩头渔业社的我（当时我已被聘为沈家门水产技术指导站技术员）、鲁家峙渔业社张宝盈、虾峙黄石渔业社蒋贻丰三位生产技术最好的老大承担试捕。
试捕嵊山渔场 捷报频传
1954年7月，三对试验船被拖行到上海港转内河拖轮至无锡，请无锡柴油机厂和无锡造船厂帮助进行试验船主机的安装与配套。将陆上车用柴油机改装为海上船用，这是个创新。无锡柴油机厂根据鱼老大和轮机员的要求，结合海上操作特点，重新设计制造了变速齿轮箱与连合器。我的机渔505、506号对船由于船体适宜，最先装配完工。然后，我驾驶着崭新的机帆渔船，试航太湖。这是舟山渔民第一次将渔船驶进风景秀丽的太湖，试航在前来观看的无锡市民的阵阵喝彩声中圆满成功。
当年11月冬汛，苏浙沪闽沿海各地万艘渔船云集嵊山渔场，投入旺汛带鱼捕捞生产。我驾驶的机渔“505/506”号对船正式亮相试捕。第一天张了4网，就捕上了30多担（1担相当于100斤）带鱼。10多天试捕下来，我们总共捕到了490余担带鱼，这个产量比在同一渔场作业的其它小对船和背舢板渔船高出了太多，捷报传开了，整个渔场引起了轰动。每当有了大网头，周边的渔船宁愿自己不下网，纷纷靠拢过来，就近观看我们的船员在机帆船上起网，那热闹的情景，就像狂欢节一样。机械化第一次让我尝到了甜头，也给渔场上的渔民带来了新的渴望和梦想。
机帆船在试验性生产初期，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放网后减速拖网，致使船舵的作用减弱，在风向、风力和潮流的作用下，出现了控制拖向船位的技术难题，往往会出现网膛过大或过小，甚至网膛“反肚”，撕破渔网，拉断钢绳的事故。我喜欢琢磨，经过多次生产实践，我终于摸索出作业时在渔网上增加一支纲索，就可有效地减少网具事故的发生，使起网操作的技术不断合理。同时，我还结合生产实践，对网具进行了探索性改革。
原来是23寻结头、14寻袋，我和出网师傅一次次试改，有失败也有小小的成功，最后改为65寻结头，17寻袋，在捕捞中收效最好。后来，通过吕泗洋和岱衢洋海况天象条件的差异，我又改为80寻结头、27寻袋，这样一来，渔网扩大，捕捞能力增强，入网鱼多。
过去木帆船上的一顶网约1600个网眼，32斤重。起网时，像人推磨，费力。改了机帆船后，我也改了渔网，一顶渔网虽重150斤，但靠着从旧汽车上拆下来的两个离合器，当绞网机用，起网很省力。即使捕到大网头，也没问题。显然当年技改创新带来的喜悦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
舟山渔区机械船试捕生产获得成功，我的“机渔”505/506号对船勇立潮头，一马当先，成了全区的表率。1955年初，舟山地委和专署在定海海军大礼堂召开渔区三级干部大会。地委书记李频如在报告中，热情赞扬了机帆船试验组和全体船员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的精神，并特别嘉奖“机渔”505/506号对船全体船员500元奖金。
当我代表全体船员上台领奖的时候，我真是激动得说不出一个字，连感谢领导的话也哽住了。如果不是李书记等一批领导英明果敢，我忻阿来哪来当年勇？
机帆船确实好，能顶7级风浪，照样不误生产作业；即使遇8级风浪，它也能及时回港避风，不用天天回家。以后，我们这几对试验船也经常在浪岗、花鸟以北鸡骨礁等海域作业。过去，用木帆船从沈家门摇橹到浪岗山，要7天7夜，机帆船却只需8个多小时。这在木帆船时期，想都不敢想。